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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方面构建刑满出狱人员就业体系-以河南为例

2020-02-05 10:36 来源:三人行毕业论文网

  摘要: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这些释放人员在回到社会中都面临着就业问题。就业是一个人在社会能否生存,能否适应社会的重要体现。而刑满释放人员在就业中面临着众多排斥,找出这些排斥因素,才能更好的促进刑满释放人员融入社会。刑满释放人员能否有效就业,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稳定,关系到当事人能否顺利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的重要问题。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稳定,有利于监狱巩固改造成果,避免重新犯罪;有利于消除监禁刑弊端、提高刑释解教人员适应社会、实现再社会化能力;有利于提高监狱、劳教所的改造质量。同时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稳定有利于维护刑满释放人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伟大民族振兴的中国梦。

  本文主要研究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困境及就业援助问题,通过对河南省S监狱刑满释放人员的调查,分析其就业的基本情况及就业意愿,分析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困境的影响因素,构建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体系,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提出改进的建议。通过调查发现,刑满释放人员往往同时面临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窘困。物质方面他们就业受限、收入较低,经济地位低、工作无保障,生活窘困;精神上他们长期受到社会歧视,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人际资源匮乏,社会资本不足,回归社会就业面临着重重障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法律政策方面的限制,也有来自社会方面的原因所致,更因自身能力不足导致。本文从政策支持、社会支持、刑满释放人员自身三个方面构建了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体系。

  为了对河南省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体系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本文借鉴360度评估法,提炼了7项关键指标,即实现就业人数、就业准备参与率、就业稳定性、重复犯罪率、月生活收入区间、掌握职业技能和满意度指标。第1到第6项指标使用“实验对象-控制对象”对比评估法,第7项满意度指标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通过评估可以看出,河南省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上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产生了促进效果。

  关键词: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评估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就业是民生之本,作为一个具备社会劳动能力的个体人来说,能否就业,关系着其能否融入社会,在社会中生存,在社会中立足。从宏观上说,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由于公知的原因,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795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有500多万,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超过40万。此外,我国还面临煤炭和钢铁行业“去产能”带来的100多万分流安置职工,以及三四百万新增农民工。我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可见一斑。

  在熙熙攘攘的劳动市场中,有一个特殊的困难群体——刑满释放人员,他们绝大多数人文化程度不高,不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而且有一部分人员性格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当前就业压力巨大的背景下,这些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可以说难上加难。按照目前相关制度的界定,这类群体尤其对中长期(刑期在十年以上)刑满释放人员实际上已成为城乡经济体中的困难户。刑满释放人员能否有效就业,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稳定,关系到当事人能否顺利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的重要问题。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关注困难群体就业问题,十三五规划中,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就业援助,对就业困难人员实行实名制动态管理和分类帮扶,做好“零就业”家庭帮扶工作。刑满释放人员往往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但他们因为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其回归社会后,处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在就业中处于弱势社会地位。这类特殊群体就业难的现状如何?此类人员就业困难的具体原因有哪些?如何增强中长期刑满释放人员就业能力?这些都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现实问题。

  1.1.2 研究意义

  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这些释放人员在回到社会中都面临着就业问题。就业是一个人在社会能否生存,能否适应社会的重要体现。而刑满释放人员在就业中面临着众多排斥,找出这些排斥因素,才能更好的促进刑满释放人员融入社会。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稳定有利于维护刑满释放人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伟大民族振兴的中国梦。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国内学界对于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的研究,较少涉及公共政策评估角度。研究的主要方面为: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的问题主要有: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刑满释放人员对自身存在自我否定(岳建景,2006 );刑满释放人员自身的就业能力困境(周权,2010)。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的问题的对策研究主要有:“过渡性安置中心”等创新就业举措的有益探索(陈胜堂,2012);打破各部门职权壁垒,整合就业资源(刘刚,南善和,2013)。许多观点认为,政府在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工作中应充当主导角色,以政府主导投资建设、模拟社会环境、社会救助站为载体的安置基地为主要就业援助手段(邓雄,2012);也有少量观点认为,政府在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工作中应充当支持者和指导者、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安置(方莹,2012)。有人认为,应当制定《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保护法》,建立职业培训、就业过渡、自谋职业并行的系统性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系统(颜锦章,2003)。另一方面,在工作实践中,各地对于包括刑满释放人员在内的特殊群体就业援助政策评估,已经出现了一些大胆的尝试。例如,2013年上海市阂行区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就业援助工作的实施意见》之前,就采用执行前评估的方式,接受专家、学者、受益人群、企业等多方面的评估。在经历了4至5次的大范围改稿,以及大量细节修订后,《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就业援助工作的实施意见》最终得以出台。因此,在刑满释放人员就业问题的学术研究方面我国尚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从国外和国际上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问题的研究情况来看,保障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推行的社会事业,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各国政府都比较关注出狱人(美国、日本都将刑满释放人员称为“出狱人”)的就业问题,并采取各种措施对其进行就业援助。主要措施有:(1)立法保护。如德国的《重返社会法》、日本《犯罪者预防更生法》、美国《在监人重返社会法》等;(2)设立专门机构,例如日本官方的更生保护委员会、保护观察所、司法矫治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民间的更生保护会、兄姐会等。(3)提供临时补助,例如德国出狱人直接被纳入国家失业救济范围,直至其找到工作为止、制定专项计划,例如英国在2006年拨款50万英镑,制定了“受刑人训练与工作计划”)。这些措施,与我国的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与“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评估”较为接近的概念,是对出狱人的“社会适应”进行评估。即使是在国外,对出狱人社会适应的研究也是从2000年才开始兴起,Wilkinson称这股研究热潮为“迟到的风暴”。而Fishe:和.James. K.则指出,“判断假释人员是否适应社会的一条重要依据,是他们是否重新犯罪。”2011年,新西兰的Arul Nadesu对5000名罪犯的重新犯罪率与重新监禁率进行统计分析,对当地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的效果进行评估,认为“保护开展成效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重复犯罪率的高低。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困境及就业援助问题,通过对国内外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相关理论资料进行搜集整理,作为本文立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S监狱刑满释放人员的调查,分析其就业的基本情况及就业意愿,分析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困境的影响因素,构建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体系,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提出改进的建议,最后是结论部分,对全文的观点进行总结。

  1.3.2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问卷调查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对国内外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相关理论资料进行搜集整理,作为本文立论的理论基础。

  个案研究法。以S监狱刑满释放人员作为个案,分析刑满释放人员就业问题。

  问卷调查法。为检验S监狱出监教育工作的成效,掌握回归人员就业情况,于2017年6月-7月对S监狱刑满释放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由样本的罪犯基本情况、就业情况及就业意向考察三部分构成。共发出调查问卷1120份,收回1015份,有效问卷1011份,有效率99.2%。为了调查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体系效果评估,分别设计四套调查问卷,共计发放调查问卷530份。其中,刑满释放已满五年的刑满释放人员320份,各区县、街道、社区基层工作人员100份,吸纳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的用人单位工作人员60份,主管部门工作人员50份,四类主体共计530份,共同构成调查问卷的评估样本范围。问卷回收461份,回收率86.98%。经过对问卷的筛选和整理,最后确定有效问卷418份,约占回收问卷90.67%。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 刑满释放人员

  在诸多的关于刑满释放人员的研究当中,普遍都是从刑罚的角度来对这一群体进行定义。认为刑满释放人员是指在社会生活中触犯了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侵犯了国家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被强制送到监狱进行劳动教养的人。这种定义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制的强制性和不可抗拒性,但也是形成社会负面“标签”现象的影响因素所在。因此刑满释放人员就成了做过坏事,有过案底,危害社会繁荣稳定的高危人群的代言词,带有一种贬义和负面的色彩。而笔者认同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对刑满释放人员做出的定义,即刑满释放人员指的是在监狱服刑期满重新回归社会的公民,刑满释放人员不是问题群体,而是应当平等的享受与主流社会成员一样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2.1.2 就业援助政策

  本文所指的“就业援助”,主要参照了《就业促进法》第六章和《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中的相关描述,是指“以增加家庭收入、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由政府制定特殊扶持政策、多渠道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提供就业培训、就业服务等各类有针对性的援助措施,扩大就业机会,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尽快实现就业的活动。”[1]。

  在本文中,与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的日常性、不成文的就业援助相关活动,均属于本文所称的“就业援助政策”范围。

  2.2 理论基础

  2.2.1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

  人的生存需要与他人共同合作,以获得来自情绪、价值理念、物质生活、专业服务等形式的社会接触通过各种支持从而获得与社会建立一定关系的途径,即与社会环境有所链接。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不可抗拒性因素所产生的问题,在遭遇这些生活事件时在解决路径的选取上,很大一部分就需要通过整合周围的资源,寻求资源的帮助和支持从而走出困境。社会支持理论就是在重视人类所需要的资源的支持,将个人的发展和来自生存的个人、社会、环境等多个因素链接起来,通过对各种资源的而整合,寻求帮助。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网络系统如个人行为规范、家庭支持系统、社会认同和经济生活是紧密相联系的,并且是相互作用的,人不可能脱离这些支持系统而单独存在,因此在人类面临生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就需要通过对这些支持系统取的链接,通过对各类社会资源的广泛利用可以改善目前的生活状况。

  2.2.2 发展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大量闲置的人力资源、劳动力利用不充分是发展经济学就业理论的起源,这样的现状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屏障。发展经济学就业理论,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闲置特点及计算方式、劳动者失业具体原因、劳动者就业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剩余劳动力的移动变化规律和统治阶级的就业政策[2]。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产生,为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发展思路提供框架思路[3]。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刑满释放人员这部分预备劳动力由于技能或经验知识缺乏,无法达到新兴产业及新就业岗位的能力需要,势必造成结构性失业,从释放开始就成为失业群体;同时由于这部分就业者的自身素质水平低,造成就业和失业的风险率也不断增大,对工作的长久和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2.2.3 贝克尔歧视就业理论

  最早是贝克尔(Becker)(1957)依据歧视行为假设建立了分析模型,认为社会偏好、阶级、性别、种族、人权、利益集团等非经济因素成为构成就业歧视的因素。之后费尔普斯(Phelps)、伯格曼(Bergman)、桑纳托斯(Tzannatos)等对此理论进行了丰富。对歧视行为的一种解释是因信息不完全,企业难以精确判断工人劳动力水平,而性别、婚姻、人种、伦理及其他外在特征容易判别,因而成为企业决策的主要因素。另一种解释是,歧视是一种社会习俗,与经济结构关系具有相容性,当歧视行为居主流地位时,非歧视性行为会因违背社会规则而招致惩罚,因此歧视是有利可图的。

  第3章 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现状调查——以S监狱刑满释放人员为例

  为检验S监狱出监教育工作的成效,掌握回归人员就业情况,于2017年6月-7月对S监狱刑满释放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由样本的罪犯基本情况、就业情况及就业意向考察三部分构成。共发出调查问卷1120份,收回1015份,有效问卷1011份,有效率99.2%。具体如下:

  3.1基本情况

  3.1.1 年龄结构

  被调查对象的刑满释放人员中在20至40岁之间的青年和壮年居多,约占被调查总数的79.9%。见表3.1所示。

  表3.1 刑满释放人员年龄结构表

  年龄20岁以下20-30岁31-40岁41-50岁51岁

  及以上总计

  合计65529213121831011

  百分比6%52%21%12%8%100%

  3.1.2 文化水平

  被调查对象普遍学历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包括文盲)占被调查总数的46%。见表3.2所示。

  表3.2 刑满释放人员文化水平表

  文化水平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总计

  合计72396298198241011

  百分比7%39%29%20%2%100%

  3.1.3 入狱类型

  毒品方面的犯罪456人,占42.7%,盗窃、抢劫174人。占17%,寻衅滋事56人,占6%,故意伤害160人,占16%,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等34人.占3%,其他犯罪131人,占13%。见表3.3所示。

  表3.3 刑满释放人员犯罪类型表

  犯罪

  类型毒品

  犯罪盗窃

  抢劫寻衅

  滋事故意

  伤害职务

  犯罪其他

  犯罪总计

  合计45617456160341311011

  百分比45%17%6%16%3%13%100%

  3.1.4 捕前职业

  捕前职业以有工作单位或者打工和无业为主,分别占被调查对象的53.6%和46.4%。见表3.4所示。

  表3.4 捕前职业

  捕前职业务农打工经商公职无业总计

  合计5239690314691011

  百分比5%39%9%3%46%100%

  3.1.5 捕前就业次数

  没有就业308人,占30%,就业一次的256人,占25%,就业过二次的190人,占19%,三次的98人,占10%,之前就业过四以上的共有135人,占13%。见表3.5所示。

  表3.4 捕前就业次数表

  捕前职业无一次二次三次四次

  及以上总计

  合计308256190981351011

  百分比30%25%19%10%13%100%

  3.2就业状况

  在接受调查的1011人中,就业、务农、创业的共计900人,占总人数的89%;在非农就业的661人中,有80人是直接或间接通过监狱职介机构安置就业的,占总人数的7.9%;本次调查的1011人,按专业划分:市场营销专业302人,计算机操作137人,数控铣床与加工131人,汽修114人,电焊95人,电工80人,中式烹调87人,家电维修60人。有836人认为所学专业对自己就业、创业有帮助、有用,占到总数的82.6%,只有172人认为用不上或无用,占总数的17%。

  通过调查结果也反映出以下问题:

  (1)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稳定性不强。本次调查的刑满释放人员中,虽然就业、创业比例较高,但就业稳定性不强。实现就业的798人中,工作不稳定或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有615人,占60.8%,这些人主要从事建筑工人、装修工人、保安或在小厂、作坊打零工;工作较稳定且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只有183人,占18.1%;尤其是通过监狱职介中心提供的服务实现就业的只占到被调查总人数的7.9%,大部分刑满释放人员都是通过自身努力或亲朋好友帮助就业,说明监狱就业安置和职业介绍工作还有待加强。

  (2)部分职业技术培训专业的适用性有待增强。虽然被访问的大部分刑满释放人员认为这种培训对自己就业、创业有帮助,但在谈到专业与就业需求适应性时普遍反映,计算机操作、家电维修等就业市场需求不大。计算机虽然己成为当今社会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工具,但要在这个方向就业,三个月的学习显然是不够的;家电维修情况也类似,如本次调查的家电维修专业共有60人,没有一人从事与此相关职业。

  (3)部分刑满释放人员依然没有就业。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还有人在出狱三到五年后仍坐吃闲饭,无所事事,状况堪忧,谈及找工作,这些人均反映受到不同程度的就业歧视。

  3.3 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意向特点分析

  根据问卷收集回馈的信息,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意向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

  3.3.1 就业地点在城市居多

  问卷收集汇总情况看出,对到大城市、小城市、乡镇及农村就业的人数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这种递减的特征是笔者之前通过长期监狱的基层工作能估计到,其中愿意到大城市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见表3.6所示。

  表3.6 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地点偏向表

  预期就业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乡村农村总计

  合计45323519098351011

  百分比45%23%19%10%3%100%

  3.3.2 缺乏谋生特长

  67.2%的刑满释放人员认为自己没有让自己能够找到满意工作的特长,25%的刑满释放人员认为自己有一定的技术特长,只要努力也能够过上正常生活,仅仅有9.1%的刑满释放人员表示自己刑满释放后可以凭自己的技术找到满意的工作。从犯罪学的角度看,犯罪的重要成因之一就是由于不能掌握必要的谋生技能,导致无法适应社会,从而选择通过他们认为更简便的方式例如诈骗、抢劫的方式去获得社会资源。

  3.3.3 收入期望值相对较高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刑满释放人员对自己的收入期望值在3000元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有523人,占51%。仅仅有2%的刑满释放人员表示可以接受1000元/月及以下工资待遇。相对他们所掌握的就业技能,他们对工资待遇的要求普遍偏高,有些人到城市的工作时间不长,且没有一技之长,对于自己的工资满意度比较低。见表3.7所示。

  表3.7 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收入期望表

  预期收入1000元以下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元

  以上总计

  合计25874105231011

  百分比2%8%39%51%100%

  3.3.4 就业动机主要围绕家庭

  笔者在调查时为了避免结果上的模糊和偏差,将家庭因素设计为“养家糊口”、“减轻家庭负担”,调查结果显示,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动机从家庭出发的占61%,以个人发展为主的占36.5%。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笔者调查的是男犯监狱,被调查者均为男性。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男性被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也就不能解释大多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意向是以家庭为动机的了。

  3.3.5 对以后就业情况普遍感到迷茫、担忧

  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困惑情况普遍,笔者了解到,68%的刑满释放人员对能否找到工作表示担忧。担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担心自己的知识技能和思想观念落伍,二是担心被人歧视。

  第4章 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困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刑满释放人员往往同时面临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窘困。物质方面他们就业受限、收入较低,经济地位低、工作无保障,生活窘困;精神上他们长期受到社会歧视,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人际资源匮乏,社会资本不足,回归社会就业面临着重重障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法律政策方面的限制,也有来自社会方面的原因所致,更因自身能力不足导致。

  4.1法律政策限制

  4.1.1 制度性排斥

  刑满释放人员在回归社会就业过程中,受到了一系列的制度性排斥,主要是指现有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行政部门规章等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种类和就业资格等做出的禁止性规定。通过对这些法律及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整理发现,有些法律规定会对一些故意犯罪者作出从业资格的限制。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七条的规定。[4]另一些法律规定将某些特定刑满释放人员排除在了特定职业之外。这主要根据刑满释放人员之前罪行的特点而禁止其从事同种类职业,以预防其重新犯罪。如《公司法》、《会计法》中的相关规定。[5]

  实践中,各地政府还出台了一些其他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范围的限制性规定。如河南省《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若干实施意见》中规定,区属国有企事业单位不得任用或者聘用因职务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以及因违反会计法、证券法、公司法、税收法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财务主管、财务总监和会计主管。因此,刑满释放人员在就业种类上是受到很多限制的。有些是法律法规或者政策明文规定的,有些虽未被法律政策所规定却在实践中被不成文通行。这些成文或者不成文规定都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产生了一定的制度排斥和障碍。虽然,从表面上看,对刑满释放人员的限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几乎各种限制我们都能看到其存在的理由: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代表着人民行使国家公权力;教师是辛勤的园丁,承担着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法官、检察官是司法工作人员,象征着公平正义;警察是公共安全的守护者,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客观的结果却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形成了各种制度排斥。

  4.1.2 前科报告义务

  当初我国刑法做出此规定前科报告义务主要是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而且此规定本身并没有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作出任何限制,但现实中却是导致他们就业屡遭拒绝的原因之一。受过刑罚的经历在用人单位看来就是一种缺陷,因为这至少证明了曾经的劣迹。在用人单位选人时,刑满释放人员不可避免地因为曾经的污点而处于劣势。因而,刑法关于前科报告的规定一方面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知情权,但同时也容易导致用人单位的偏见和歧视。当然,该规定本来目的并不是歧视,而是出于一种社会防卫的考虑。法律虽然要保护刑满释放人员的正当权益,同时也要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以求在他们与社会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然而,前科报告的规定极易引起用人单位的歧视。[6]

  4.1.3 就业政审制度

  在所有的制度政策障碍中,政审制度已成为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的主要障碍。对刑满释放人员来说,如果提供了曾经违法犯罪的真实情况证书材料,就意味着无法就业或失去本来已经获得的岗位。如果不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就意味着自证有违法犯罪经历,用人单位自然会拒绝聘用或辞退。就政府层面而言,根据河南省公安厅发布的《关于印发<关于公安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只对规定的律师、拍卖师等16类职业提供“有无违法犯罪记录”的证明材料,不受理各类单位提出的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就业政审事务。此规定本身是合理的、规范的,大多数企业仍会参照相关规定,要求应聘人员出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也没有规定出具有无违法犯罪记录的时间界限,因此,严重阻碍了刑满释放人员的正常就业。[7]

  4.1.4 就业政策不尽科学

  近年来,为了响应中央综治委的号召,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和综治部门相继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帮扶政策,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调研中发现,目前针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帮扶政策尚存在一定问题:一是缺乏制度性保障。我国开展安置帮教工作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就业指导站”是指导性机构,缺乏权威性,导致很多政策工作不能落到实处;二是现有的就业援助政策对企业吸引力不大,并且企业申请就业补贴的程序比较复杂也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浦东新区2013年一年中,当地企业申请吸纳刑满释放人员就业补贴的只有大约60余人,从这一数据来看,政策效力远没有发挥出来。三是现有政策主要面向企业,缺乏面向刑满释放人员调动激发他们主动找工作的政策措施,刑满释放人员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很难主动介绍“因为他是刑满释放人员,企业如果录用他会得到补贴”。

  4.2 社会资本缺乏

  “控制犯罪的最佳形式不是一支具有镇压性的警察力量,而是这样一个社会,使年轻人适合于社会生活,遵守法律,并通过非正式的社区压力将犯法者引回到社会主流中去。”[8]虽然福山先生在此书中主要是论证社会资本和犯罪之间的关系,但是社会资本对于刑满释放人员就业也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资本包括了有用的社会网络,一种相互之间的义务感和信任感,对于主宰实际行为规范的理解,以及整体而言,促成人们有效作为的其他社会资源。”[9]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一种社会资源,这种资源建立在人们之间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的基础上。社会资本充足,可以为个体提供充足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另外,社会资本对于个人求职就业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影响甚至会超过知识技能等非物质性因素。[10]对于刑满释放人员而言,社会资本的缺乏导致他们长期遭受社会的歧视,制约了他们社会地位的提升。刑满释放人员社会资本的缺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固有的偏见歧视、非政府组织发育缓慢、家庭支持力度不够。

  4.2.1 社会固有的偏见歧视

  社会偏见和歧视不仅仅伤害了受偏见歧视者的人格尊严,使他们身心受损;而且剥夺了他们与别人公平竞争的发展机会,使其内心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样不仅强化了受偏见者的反社会情绪,甚至导致他们走向违法犯罪之路,从而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11]受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大众传媒的介绍,首因效应、[12]刻板印象[13]而产生的认知偏差,人们往往会先入为主地对刑满释放人员产生社会偏见歧视。如果社会上存在普遍偏见和歧视的态度,那么愿意雇佣刑满释放人员的单位就会较少;如果社会是一种包容接纳的态度,那他们的就业会处于相对公平的就业环境之下,求职过程中碰壁就会少一些。然而由于刑满释放人员过去的违法犯罪经历给社会造成了伤害,尽管刑满释放人员在服刑期间曾接受了一定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但回到社会后,人们在心理上还是很难原谅他们。刑满释放人员由于社会歧视以及以往的消极思想和恶习往往会受现实生活中的不正之风的支配而固态萌发。尽管国家倡导要客观理性对待刑满释放人员,但基于对犯罪的深恶痛绝以及长存已久的偏见,刑满释放人员在就业方面依然饱受歧视。刑满释放人员在求职过程中,几度碰壁和挫折后,便丧失了就业的动力,对生活失去信心,心理产生挫败感,容易对外界产生攻击行为,进而走向违法犯罪。

  4.2.2 非政府组织发展缓慢

  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观点来看,政府不可能承担所有的社会管理职能,社会福利不仅仅由政府单方面来提供,它必须借助社会组织即民间力量的加入。“新型治理理论在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第三种机制一一非政府组织。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政府、社会、公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动员各种资源和力量达到社会的平衡,从而实现善治。”[14]十八大报告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治理理论要求政府承认社会中介组织的贡献和作用,将部分公共事务转变为非政府组织来承担,这与十八大倡导的“小政府、大社会”发展方向如出一辙。近些年,地方政府积极扶持和培育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政府以第三方身份出资向各专业非政府组织购买服务的实验层出不穷,河南省在这个方面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如:早在2004年,河南省政府向新航社区服务总站、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与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购买了专项服务,三个非政府组织分别在社区矫正、禁毒、青少年预防犯罪等方面承包或托管政府的公共服务项目。这一系列实验表明我国政府职能正在发生转换,逐步尝试将部分传统的社会公共服务转交非政府组织,让其参与社会管理服务。[15]

  自2010年中央出台有关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相关规定以来,我国各地各级政府开始协同作战,努力吸纳社会专业力量的加入参与,共同做好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然而,在传统的“政府性主导”思维和“大政府”的观念指导下,我国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民间力量介入十分有限。一是受法律和政策的限制,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缓慢,力量有限,尤其是缺乏具备专业性的服务型项目管理和运作经验的社会组织。由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涉及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所以必须专业的社工队伍参与才能有效完成。而一般的非政府组织囿于经费的缺乏、社会影响力不足等原因,缺乏专业的社工队伍,往往很难满足政府的需求。二是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大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很多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无力投入购买专业的社工服务。三是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缓慢,公民社会责任意识有待提高,志愿服务尚未形成共识,加上惯有的偏见和歧视,导致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志愿服务队伍人数欠缺、力量薄弱,还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4.2.3 家庭支持力度不够

  家庭支持是强化刑满释放人员社会纽带,促进其社会资本增长,帮助其回归的重要力量。犯罪作为社会化失败的一种表现,也有着家庭因素的影响。而在回归社会就业,这个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中,家庭依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和社会脱轨,刑满释放人员刑满释放之后,几乎丧失了原有的基本劳动技能,急需家庭的帮助和支持。调查中发现,部分刑满释放人员在服刑期间,其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不被家庭成员所接纳或者婚姻遭受破裂或者在其刚出狱生活困难时不予经济资助。个别刑满释放人员回归后,面临着家庭关系的淡漠,家庭不能给予基本的信任与感情支持,在其最脆弱的时刻没有得到家庭的慰藉,会感到被整个社会遗弃,导致其深化了自我否定性评价,加重了自卑心理和孤独感,失去回归社会、重新就业的动力。

  4.3 个人条件有限

  4.3.1 缺乏就业愿望

  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愿望与他们的就业状况有很大关系。刑满释放人员是否具有就业意愿以及对就业的期望值都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状况。虽然大部分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后都想自食其力,不想再给家庭增添麻烦,但仍有部分刑满释放人员(约占47.5%)缺乏就业愿望或者就业意愿不强,从而导致其无法就业。从浦东新区就业援助实践来看,部分刑满释放人员缺乏就业愿望而不想就业。主要表现在:依赖政府低保,在家待业;家有房子,靠出租房屋等维持生活;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想赚大钱但又不想辛苦工作;出去找工作屡屡碰壁后产生逐渐畏难情绪丧失求职信心。部分刑满释放人员在服刑接受教育改造期间,仍没能树立正确的三观,教育改造停留表面,内心并未诚心悔过。习惯了好逸恶劳的生活,刑满释放后仍追求不劳而获,不愿自力更生。另外,部分刑满释放人员(约占27.9%)虽有就业意愿,但是就业意愿不切合实际。安置帮教部门给予推荐的一般岗位都看不上,收入低的工作看不上,即使有工作岗位,最终也导致其无法就业。

  4.3.2 自身能力不足

  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某些发生饥荒的年份里,粮食人均供给量并没有较往常减少,甚至比曾经遭受过的饥荒年中供给量还有所增加,但是贫困却依然产生,这是何种原因呢?后来阿玛蒂亚·森通过实地考察、对比分析数据等发现:由于社会阶层的不同,个人能力的差异,机会的不均,很多人没有足够掌握获得粮食的途径,于是便产生了饥饿,他们随之陷入了贫困的境地。因此,能力的贫困或者机会的缺乏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16]调查中发现,部分刑满释放人员(约占24.6%)虽然有就业愿望但自身能力有限,就业条件确实比较差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主要表现:(1)文化程度低,初中以下文化水平且缺乏一技之长。服刑期间没有认真接受教育改造,出狱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技能培训,无技术特长,缺乏谋生手段,很难找到合适的、稳定的工作。(2)年龄较大且身体较差,有丙肝、残疾等。部分刑满释放人员刑期较长,出狱后年龄较大,不符合企业用工条件;部分刑满释放人员自身身体素质较差,难以胜任脏累等体力工作。(3)适应社会能力较差。部分刑满释放人员之前所犯罪行较重,服刑时间长,长期被关押在监狱而与社会脱离,导致其社会适应能力较差。

  另外,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整体下滑,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经济发展速度的滞缓,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日趋偏少;随着大学毕业生的逐年增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加,就业供需矛盾日趋紧张,我国目前就业刑释依然较为严峻。就业环境的不太景气总体上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第5章 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体系构建

  就业乃民生之本,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但客观上,单靠刑满释放人员自身努力难以摆脱就业困境。因此,政府应基于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理念,积极采取有效的就业援助举措。

  5.1 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政策支持

  5.1.1 完善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制度

  一是完善《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实施办法》,尤其要提升针对刑满释放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及时性社会救助和创业减免税收及相关费用等举措的可操作性和激励性;二是积极完善保障刑满释放人员社会保障权益(成志刚、杨平,2008)和各项合法劳动就业权益的政策;建立监狱、劳教所、看守所与安置帮教机构工作衔接机制,开展针对家庭困难,缺乏一技之长的刑满释放人员的重点帮扶,制定针对就业困难、生活没有着落的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援助办法;三是从制度上解决地方基层政府安置帮教组织不健全,经费保障不足等问题。总之,就业援助制度的完善原则是既要符合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出于额客观性,还要符合法的价值。

  5.1.2 研究设立前科保障制度,减轻或消除身份歧视

  前科记录是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造成身份歧视的重要原因。大部分刑满释放人员之所以依赖公益性安置就业,与身份歧视造成的工作机会缺失有着很大关系。从根本上实行前科消灭,是从制度上进行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的最有效选择。由于我国目前的前科报告制度依然存在,实行彻底的前科消灭可能性较小。因此,研究设立折中的“前科保障制度”,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前科保障制度可能的方向是:第一,建立刑满释放人员分类处理机制。对于“过失类、非暴力类、非职务侵占类、非累犯、非偷窃”的五类刑满释放人员,由公安和档案管理部门封存其前科记录。第二,建立“风险基金”。建议在街镇层面建立“风险基金”,对于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后因重新犯罪等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或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的,根据实际情况,由“风险基金”酌情给予单位和个人补偿,以减轻单位用人的后顾之忧。第三,鼓励建立劳动、公安、司法以及综合治理等其他部门共同参与的多方协作机制,对于表现良好,不再具有社会危害的刑满释放人员给予客观评价,出具“个人回归社会表现报告书”,提供给企业进行参考。对于被企业招用的人员,由街道、企业、个人签订“三方协议”,由街道做好跟踪服务,以增强用人单位的招聘意愿,稳定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第四,应当进一步规范本市相关部门出具政审材料的行为。除规定的行为、行业、活动外,相关部门不再对任何企业、个人出具个人违法犯罪情况证明材料。

  5.2加强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的社会支持

  5.2.1 建立社会联动的就业保障体系

  1. 建立社会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监狱管理者应基于市场劳动力需求和服刑人员个人特征,对不同刑期的服刑人员进行就业技能培训。在培训前注重培训需求调查,掌握特殊情况和个性需求,充分考虑服刑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实际情况,创新培训的形式和考核机制。结合监狱实际来开设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定期邀请职业技校等培训机构的优秀教师对即将释放的服刑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指导。培训可以采取监狱和技工学校、职业高中等相关的职业培训机构合作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

  2. 鼓励和支持刑满释放人员自主创业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依法申请从事个体工商业经营和开办其他经济实体的刑满释放人员,免登记、证照和管理等各项行政性收费,税务部门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刑满释放人员依法减免所得税。鼓励银行对从事生产经营的刑满释放人员给予小额贷款扶持;二是政府应加强必要的自主创业指导工作,切实保障刑满释放人员创业过程中的各项合法权益。另外,加强舆论引导和宣传,提升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宽容和认可,消除偏见和歧视。

  3. 注重社区矫正和就业安置

  一是通过社区提供协议担保,将辖区内的各类企业与这些培训优秀的人员联系起来,免费为培训优秀的人员提供就业岗位。既缓解了某些企业所而临的招工难困境,同时客观上也对其他人员起到了一种促进激励的作用。社区是连接刑满释放人员和职业介绍机构、辖区内用人单位的重要纽带。二是发挥社区志愿者组织作用,促进刑满释放人员顺利实现社会适应。在刑满释放前通过专家指导加快其顺利回归社会,降低其陷入就业困境和“重操旧业”的概率。

  4. 引导企业积极吸纳刑满释放人员就业

  一是积极扩大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基地,并给予针对性的财税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招收刑满释放人员,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帮助刑满释放的人员能够在重新步入社会后以较快的速度达到符合社会就业的需求,找到符合自身的工作岗位;二是切实落实减免企业税负并给予企业形象宣传鼓励。引导和帮助企业走进监狱对即将释放的服刑人员进行预招聘,甚至可以根据企业的用工需求进行定向职业技能培训,形成长效机制。

  5.2.2 形成刑满释放人员社会保护网络

  1. 加强宣传,逐步扭转社会舆论导向

  社会舆论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大众传播媒体和群众舆论,要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高度,从减少不安定因素的高度,从宪法和法律的高度,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对维护刑满释放人员合法权益意义的认识,要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刑满释放人员不是“另类”,他们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同等权利和义务。要加强舆论宣传,要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单、广播等多种渠道宣传刑满释放人员的正面消息,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刑满释放人员在人们心中的印象,让广大刑满释放人员真正得到社会的关心和帮助。

  2. 完善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帮教体系

  一是要建立健全的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帮教组织体系。在我国,许多工、青、团、妇等各类群众组织和一些企事业单位及街道、村委会等基层政权都应积极参与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帮教工作。同时,为推动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帮教工作的开展,应在我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置专门机构,指导、协调各地的社会帮教工作,同时,应鼓励民间力量参与这一工作,扶植社区性的社会帮教组织的建立、发展。

  二是要扩大群众参与度。面对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帮教这样的巨大工程,光靠国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其广泛参与进来。不仅可以降低国家投入,更重要的是让刑满释放人员与广大人民群众接触机会更多,从经济上、精神上帮助他们,还可以帮助刑满释放人员矫正心理缺陷,恢复自信心、摆脱自卑感,更有效地帮助他们早日顺利融入社会。

  3. 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目前,各类非政府组织、社团、志愿者组织等第三部门力量,已经在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工作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目前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中,尚未对第三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角色和作用做出明确规定。较多第三部门实际上仍然具有浓厚的官办性质,接受政府部门拨付的人、财、物,成为执行政府部门行政命令的“外设机构”,缺乏自主性、独立性和灵活性。成熟健全的法治社会,要求政府不能再包揽一切,将政府行政体制难以灵活应对的公共职能适当转移给第三部门,是社会文明成熟健全的标志之一。应在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中明确第三部门与政府部门合作的模式。具体方法为:第一,第三部门应根据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意见和建议。第二,调查基层需求,形成书面调查报告,主动向政府部门提供基层工作实际问题。第三,依托政府采购,以标书形式,向政府提出希望承担的刑满释放人员职责列表。第三,与政府签订项目合同,承接项目,同时利用社会资源,发动社会募捐,利用各种资金来源完成合同规定的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任务,并允许其获得一定的利润。第四,接受来自政府、社会的检查、监督和评估,适时调整执行情况。

  5.3 刑满释放人员自身方面

  5.3.1 树立重新生活的信心

  当刑满释放人员重返社会之际,社会环境的变迁、家庭的变故、社会的冷遇及生活、就业等方面的重压,都有可能使他们普遍产生焦虑、自卑等情绪,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情绪之下极易自暴自弃、重走犯罪旧途。[17]因此,刑满释放人员应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树立坚定的信心,锻炼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用实际行动来消除社会的偏见和歧视,靠自我努力重获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5.3.2 磨砺意志,抵制不良诱惑

  刑满释放人员要改变不良习惯、彻底改过自新,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尤其在重返社会之初,刑满释放人员首先要克服一些常见的心理,如对法制的蔑视心理、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经济上的补亏心理及不同程度上的反社会心理等;其次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是非观,具备明确的法律意识,事事处处用道德和法律约束自己;另外还要严格要求自己,尽力摆脱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等恶习。[18]

  第6章 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体系效果评估——以河南省为例

  6.1 评估方案

  6.1.1 评估的对象和目的

  本文将以公共政策理论角度出发,对河南省当前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援助政策进行评估。

  评估的目的有:第一,本文将借鉴企业绩效管理中的360度绩效评估模式。在本文中,政府主管部门是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的“制定者”;区县、街道基层工作人员、就业援助员和社工是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的“执行者”;刑满释放人员是援助政策的“接受者”,吸纳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的用人单位是援助政策“支持者”。本文将从这四类主体出发,对现有的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设计一套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评估指标体系。第二,根据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现行河南省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的效果。第三,根据评估的结果,对现有的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提出观点和看法,并提出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6.1.2 评估指标的选择原则

  选择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的评估指标时,本文尽可能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评估指标的关键性。本文选择评估指标时,将剔除与政策实施效果无关或相关性较小的指标,而选择比较成熟、政策效果与指标存在明显因果关系的关键性指标。第二,评估指标的多元性。本文选择评估指标时,将从多研究视角出发、覆盖四类研究对象,选择能够全面涵盖所需的评估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的全部内容的指标,避免评估内容的重复或遗漏。第三,评估指标应具有可行性。本文选择评估指标时,将充分考虑指标的可行性及可操作性,确保指标能通过问卷、文献或访谈等可行的方式取得。第四,评估指标应具有经济性。本文选择评估指标时,将在尽力保持指标精度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研究资源、技术和能力,避免指标体系过于繁杂臃肿。第五,评估指标的可量化。本文选择评估指标时,将采用实证方法,优先选择可量化的指标,避免主观干扰。对于量化难度较高的指标,将设计部分定性指标作为必要的参考。

  6.1.3 评估指标的选择过程

  为确定河南省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效果评估指标,本文根据360度评估法的相关理论,并采用德尔菲法,选择了来自司法、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四个部门的20名专家。这四个部门与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工作责任关系最为紧密,专家的专业领域包括安置帮教、监狱管理、社会救济、创业扶持、社保、劳动力资源调查等,整体涵盖了政策制定、执行和统计流程,对政策指标的选择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专家平均年龄45.2岁,相关领域工作时间5年以上,具有较丰富的相关工作经验。

  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的效果,受到较多客观因素影响,如刑满释放人员的经济收入来源、失业期限、家庭成员关系、个人经济状况、心理健康状况、自我控制能力、法律知识及法制观念、对现实社会的心态,监所改造情况中的刑罚期限、改造表现、职业技能等内容。但是,各个因素与政策效果相关性大小不一,可量化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且将所有因素全部纳入评估指标进行研究,违反了指标的关键性、可行性、经济性和可量化原则。

  为确定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效果评估指标,本文以邮件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展开专家咨询。确保在咨询过程中,专家之间彼此匿名,也不进行协商和讨论。经过多轮咨询后,最终确定7项一级指标,即实现就业人数、就业准备活动效用程度、就业稳定性、重复犯罪率、月生活收入区间、掌握职业技能和满意度指标。在7项指标之下,再设置14项二级指标。(详见表6.1)

  表6.1 刑满释放人员政策评估指标表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

  实现就业人数指标刑满释放人员公益性安置人数比例

  刑满释放人员市场化就业人数比例

  刑满释放人员其他方式实现就业人数

  就业准备活动效用指标刑满释放人员参加就业准备活动人数比例

  刑满释放人员接受岗位推荐人数比例

  刑满释放人员参加招聘会人数比例

  就业稳定性指标刑满释放人员连续就业时间长度

  重复犯罪率指标刑满释放人员重复犯罪率

  月生活收入指标刑满释放人员月生活收入

  掌握职业技能指标刑满释放人员掌握一项及以上职业技能人数

  满意度指标主管部门满意度

  区县、街道基层工作人员满意度

  用人单位满意度

  刑满释放人员满意度

  6.1.4 评估指标的评估方法

  河南省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评估指标确定以后,下一步应选取合适的评估方法。本文根据河南省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评估的对象和评估指标的特征,采用对比评估方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政策评估。

  第1到第6项一级指标,即刑满释放人员的实现就业人数、就业准备活动效用、就业稳定性、重复犯罪率、月生活收入、掌握职业技能指标,将采用对比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对比评估法是根据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进行“始-终”,“始-中”,“有-无”,“前-后”等状态之间的比较,用于测量公共政策目标与效果、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之间差异的方法。其中,“前-后”对比法又可以分为“投射-实施后”对比法、“控制对象-实验对象”对比法。[19]

  本文对第1到第6项一级指标进行评估时,刑满释放人员的情况必然属于以下两种情况之一:即刑满释放人员接受过就业援助,或者没有接受过就业援助。在本文中,将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作为“实验组”,没有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作为“控制组”。通过观察“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别,实现对就业援助政策效果的评估。因此,本文将采用“控制对象-实验对象”对比评估方法,通过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实现就业人数、就业准备活动效用、就业稳定性、重复犯罪率、月生活收入、掌握职业技能这6项指标进行对比评估,以判断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是否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产生促进作用。

  第7项一级指标,即主管部门、基层工作人员、用人单位和刑满释放人员的满意度指标,将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估。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该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它具有结果清晰,系统性强的特点,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适合各种非确定性问题的解决。[20]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是为了计算主管部门、基层工作人员、用人单位和刑满释放人员对就业援助政策的满意度。

  在评估开始前,本文进行了以下准备工作:

  第一,确定评估指标体系后,本文进一步使用德尔菲法的原理,根据司法、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四个部门的20名专家意见,设置四类研究对象满意度得分的权重分值。本文以邮件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展开专家咨询。经过多轮咨询,最终确定研究对象的分值权重。其中,刑满释放人员满意度得分的权重设置为35%。主管部门满意度得分的权重设置为15%、区县、街道基层工作人员,社工、就业援助员的满意度得分权重设置为25%、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得分权重设置为25%。

  第二,对四类主体的满意度定义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种情况,并分别进行赋值,使用李克特计分法进行统计。本文将“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种回答分别赋值为5,4,3,2,1,同时设置评价区间,将(0-1]设为“非常不满意”,将(1-2]设为“不满意”,将(2-3]设为“一般”,(3-4]设为“满意”,(4-5]设为“非常满意”。详见表6.2。

  表6.2 河南省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满意度指标和权重

  研究主体赋值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权重

  主管部门5432115%

  基层工作人员5432125%

  用人单位5432125%

  刑满释放人员5432135%

  满意度得分的计算方法为:将每一类主体的调查问卷回答选项所占比例,乘以赋值再乘以分值权重,得出此类主体对政策评估的满意度得分。

  第三,本文设定研究假设如下:首先,各项就业援助政策基本上得到了执行。即在基层执行的层面,不存在严重的政策失灵。其次,就业援助政策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只产生正面作用,或至少不产生反面作用。即接受就业援助后,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状况不会出现反而变差的情况。

  6.2 评估过程及结果

  6.2.1 选择评估样本

  本次评估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到2018年1月1日。评估范围为河南省。从调研数据来源来看,“实现就业人数”、“就业准备参与率”、“就业稳定性”、“重复犯罪率”四项指标数据主要使用文献法获得,来源于各基层街道记录的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的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工作原始台账。基层街道及居委、社区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过程中,记录了刑满释放人员的工作岗位推荐情况、面试情况、组织参加招聘会情况、录用情况、参加职业培训情况等,所积累的台账资料较为丰富,能够满足指标评估的数据需求。

  “月生活收入区间”、“掌握职业技能情况”、“满意度情况”三项指标数据主要使用调查问卷法获得。本次调查针对四类主体,分别设计四套调查问卷,共计发放调查问卷530份。其中,刑满释放已满五年的刑满释放人员320份,各区县、街道、社区基层工作人员100份,吸纳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的用人单位工作人员60份,主管部门工作人员50份,四类主体共计530份,共同构成调查问卷的评估样本范围。问卷回收461份,回收率86.98%。经过对问卷的筛选和整理,最后确定有效问卷418份,约占回收问卷90.67%。

  从样本结构来看,本次调查所得到的有效样本中,男性341人,约占81.58%。女性77人,约占18.42%。在学历方面,初中及以下152人,占有效样本人数的36.36%,高中(中专/职校/技校)93人,占有效样本人数的22.25%,大专82人,占有效样本人数的19.62%,本科86人,占有效样本总数的20.57%,研究生及以上5人,占有效样本人数的1.20%。在年龄构成方面,30岁以下84人,约占有效样本人数的20.10%;30-50岁的284人,约占总人数的67.94%,50岁以上50人,约占总人数的11.96%。在户籍方面,属于河南省户籍的一共360人,约占有效样本的86.12%;非河南省户籍58人,约占有效样本的13. 88%。在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了解程度方面,有192人表示“很了解”,约占有效样本总数的45.93%。有217人表示“了解一些”,约占有效样本人数51.91%。有9人表示“完全不了解”,约占有效样本人数2.15%。(见表6.3)

  表6.3 样本结构表

  主体刑满释放人员用人单位基层工作人员主管部门

  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

  性别

  A.男22189.84%2344.23%7795.06%2051.28%

  B.女2510.16%2355.77%44.94%1948.72%

  总计246100.00%52100.00%81100.00%39100.00%

  学历

  A.初中及以下14458.54%815.38%00.00%0.0.00%

  B.高中(中专/职校/技校)8132.93%1223.08%00.00%00.00%

  C.大专176.91%2650.00%3138.27%820.51%

  D.本科41.63%611.54%5061.73%2666.67%

  E.研究生及以上00.00%00.00%00.00%512.82%

  总计246100.00%52100.00%81100.00%39100.00%

  年龄

  A.30岁以下197.72%1121.15%4251.85%1230.77%

  B.30-50岁18474.80%3873.08%3948.15%2358.97%

  C.50岁以上4317.48%35.77%00.00%410.26%

  是否为河南省户籍

  A.是20884.55%4382.69%7086.42%39100.00%

  B.否3815.45%917.31%1113.58%00.00%

  总计246100.00%52100.00%81100.00%39100.00%

  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了解程度

  A.很了解4217.07%5096.15%6377.78%3794.87%

  B.了解一些19579.27%23.85%1822.22%25.13%

  C.完全不了解93.66%00.00%00.00%00.00%

  总计246100.00%52100.00%81100.00%39100.00%

  在“6.1.4评估指标的评估方法”中提到,本文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实现就业人数、就业准备活动效用、就业稳定性、重复犯罪率、月生活收入、掌握职业技能指标,将采用对比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对满意度指标将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估。下面,本文将分别阐述两种方法的评估的过程。

  6.2.2 对比评估法评估过程及结果

  1. 实现就业人数指标

  刑满释放人员最终实现就业的人数,反映了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的直接成果,是对就业援助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重要指标。从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样本范围内刑满释放人员中共有213人通过各种形式实现就业,约占有效样本总数71%(详见表6.4)。其中,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实验组)181人,占实现就业人数84.98%。未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控制组)32人,占实现就业人数15.02%。实验组所占比例,明显超出控制组所占比例。这反映出就业援助政策对刑满释放人员实现就业产生了较明显的作用。

  表6.4 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刑满释放人员实现就业人数情况

  时间

  类别2016.10-2016.122017.1-2017.32017.4-2017.62017.7-2017.92017.10-2017.12总计

  公益性安置就业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3533302611136

  未接受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10000

  市场化就业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7876152

  未接受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58460

  其他方式就业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4220025

  未接受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77300

  合计5958463911213

  在通过公益性安置实现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之中,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实验组)135人,占通过公益性安置实现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的99.26%,没有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控制组)1人,占通过公益性安置实现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的0.74%。实验组比例明显超出控制组比例。可见,在公益性岗位就业方面,就业援助政策起到了主要作用。(详见表6.5)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第一,大部分刑满释放人员限于自身学历、年龄、技能等就业能力问题,只能依赖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益性安置实现就业。第二,刑满释放人员获取公益性安置就业的渠道,主要来源于就业援助政策中的岗位推荐。第三,在上岗前,一般需经过就业援助政策提供的岗前技能培训才能就业。

  表6.5 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刑满释放人员实现公益性安置就业人数比例情况

  时间

  类别2016.10-2016.122017.1-2017.32017.4-2017.62017.7-2017.92017.10-2017.12比例

  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353330261199.26%

  未接受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100000.74%

  在通过市场化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中,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实验组)29人,占通过市场化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的55.77%,没有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控制组)23人,占通过市场化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的44.23%。实验组比例超出控制组比例。由此可见,就业援助政策对市场化就业刑满释放人员具有促进作用。(详见表6.6)

  表6.6 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刑满释放人员实现市场化就业人数比例情况

  时间

  类别2016.10-2016.122017.1-2017.32017.4-2017.62017.7-2017.92017.10-2017.12比例

  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7876155.77%

  未接受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5846044.23%

  其他方式就业,主要通过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投亲靠友,各种投资入股收益等方式实现就业。在通过其他方式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中,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实验组)8人,占其他方式就业实现就业人员的36.36%,没有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控制组)17人,占其他方式实现就业人员比例63.64%。实验组比例低于控制组比例。这反映出就业援助政策对其他方式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第一,这部分刑满释放人员具有“隐性就业”的特征,对就业援助政策依赖性较低。第二,这部分刑满释放人员具有自身或家庭的就业资源,对就业援助政策的敏感度较低。

  表6.7 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刑满释放人员实现其他方式就业人数比例情况

  时间

  类别2016.10-2016.122017.1-2017.32017.4-2017.62017.7-2017.92017.10-2017.12比例

  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4220036.36%

  未接受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7730063.64%

  2. 就业准备活动效用程度指标

  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存在改善自身心理状态、劳动技能,以尽快达到就业市场要求的意愿。目前,各街道、居委、社区对于刑满释放人员,主要提供就业指导、岗位直接推荐、组织专场招聘会三种类型的就业准备活动。刑满释放人员参加此类就业准备活动的人数的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些就业援助活动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效用程度。(详见表6.8)

  表6.8 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刑满释放人员参加就业准备活动情况

  时间

  类别2016.10-2016.122017.1-2017.32017.4-2017.62017.7-2017.92017.10-2017.12平均值

  参加就业准备活动的刑满释放人员比例48.82%41.06%50.92%46.97%48.08%47.17%

  不参加就业准备活动的刑满释放人员比例51.18%58.94%49.08%53.03%51.92%52.83%

  接受岗位推荐的刑满释放人员比例89.26%89.62%86.23%85.56%85.49%87.23%

  不接受岗位推荐的刑满释放人员比例10.74%10.38%13.77%14.44%14.51%12.77%

  参加过招聘会的刑满释放人员比例71.82%67.92%69.19%62.73%63.01%66.93%

  未参加过招聘会的刑满释放人员比例28.18%32.08%30.81%37.27%36.99%33.07%

  在本文中,就业指导是指基层工作人员定期组织各类讲座和谈话,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免费的、非强制性的职业心理辅导、市场就业形势分析、职业能力测试、创业咨询、技能培训建议等内容的活动。刑满释放人员自愿接受就业指导的人数在样本中所占的比例,可以反映对就业指导内容对刑满释放人员效用程度。

  从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样本范围内参加就业指导活动的刑满释放人员(实验组)比例平均值为47.17%,不参加就业准备活动刑满释放人员(控制组)比例平均值为52.83%。实验组比例低于控制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就业指导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效用程度不足。

  在本文中,岗位直接推荐是指基层工作人员向刑满释放人员一对一推荐现有的公益性或市场化就业岗位的行为。接受岗位推荐的刑满释放人员在样本中所占比例,可以反映刑满释放人员对于基层工作人员推荐的就业岗位的认可程度,从而评估基层工作人员提供的岗位推荐信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吸引程度。

  从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样本范围内接受岗位推荐的刑满释放人员(实验组)比例平均值为87.23%,不愿接受岗位推荐的刑满释放人员(控制组)年平均比例12.77%。实验组比例高于控制组比例。这反映出直接推荐的岗位,对刑满释放人员具有吸引力。

  为刑满释放人员集中安排专场招聘会,有助于刑满释放人员克服顾虑和自卑心理,也有助于聚集具有录用刑满释放人员意愿的用人单位,提高面试成功几率和录用几率。从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样本范围内参加专场招聘会的刑满释放人员(实验组)比例平均值为66.93%,不参加专场招聘会的刑满释放人员(控制组)比例平均值33.07%。实验组比例高于控制组比例。这说明,举办刑满释放人员专场招聘会的政策,对刑满释放人员具有吸引力。

  3. 重复犯罪率指标

  重复犯罪,指“指行为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满释放以的5年内又犯前述刑罚新罪的行为”[21]。预防重复犯罪,是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的重要目的之一。对接受和未接受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的重复犯罪率进行对比,可以反映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是否对预防重复犯罪起到正面效果。

  在本文中,重复犯罪率的计算公式定义为:样本内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再次犯罪总人数/样本总人数二重复犯罪率。从表6.9中可以看出,从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在样本范围内,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实验组)重复犯罪率为1.97%,未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控制组)重复犯罪率为2.38%。实验组比例低于控制组比例。这反映出就业援助政策对预防重复犯罪,具有一定的正面效果。

  表6.9 样本范围内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再刑满释放人员重复犯罪率情况

  刑满释放人员样本人数再次犯罪人数重复犯罪率

  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20341.97%

  未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4212.38%

  4. 就业稳定性指标

  在本文中,就业稳定性,是指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在2011至2015年期间内实现就业后,最长一次就业经历的期限进行对比。人数比例峰值所在的就业期限越长,则认为稳定性越高。此项指标可以反映出刑满释放人员接受就业援助后的实现就业后的持续能力,体现了就业援助政策的质量。

  对有效样本中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从表中可见,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实验组)最长连续就业的人数比例峰值出现在7-9个月区间,为38.67%;未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控制组)最长连续就业的人数峰值出现在4-6个月区间,为34.38%。实验组人数峰值所在就业期限区间长于控制组人数峰值所在就业期限区间。(详见表6.10)因此可以认为,就业援助政策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稳定性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表6.10 就业稳定性状况

  类别

  1-3个月4-6个月7-9个月10-12个月13-15个月

  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

  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2312.71%3820.99%7038.67%3519.34%158.29%

  未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412.50%1134.38%1031.25%618.75%13.13%

  5. 月生活收入指标

  月生活收入指标,影响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生活水平。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人数峰值比例最高的月生活收入区间进行对比,可以反映就业援助政策对提高月生活收入水平是否产生作用。

  对有效样本中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从表中可见,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实验组)月生活收入人数比例峰值出现在2501-3000元区间,为34.2%;未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控制组)最长连续就业的人数峰值出现在3501-4000元区间,为40.6%(详见表6.11)。实验组人数峰值所在月生活收入区间少于控制组人数峰值月生活收入区间。据此判断,就业援助政策对提高刑满释放人员的月生活收入没有产生促进作用。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样本内未接受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自身就业能力较强,或拥有较好的家庭自主就业渠道,能得到优于就业援助政策提供的岗位资源的月收入。

  表6.11 刑满释放人员月生活收入指标

  类别2000元及以下2001-2500元2501-3000元3001-3500元3501-4000元4001元及以上合计

  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21.10%2312.71%6234.25%2916.02%2815.47%3720.24%181

  未接受过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13.13%412.50%13.13%825.00%1340.63%515.63%32

  6. 掌握职业技能指标

  通过就业援助,使刑满释放人员掌握一门及以上职业技能,是就业援助政策的目标之一。从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样本范围内的接受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实验组)比例掌握一门及以上职业技能的年平均值为4.63%,未掌握一门及以上职业技能的刑满释放人员(控制组)年平均比例为2.48%。实验组比例高于控制组比例(详见表6.12)。这反映出就业援助政策对刑满释放人员掌握职业技能产生了促进效应。

  表6.12 刑满释放掌握职业技能指标

  类别2016.10-

  2016.122017.1-

  2017.32017.4-

  2017.62017.7-

  2017.92017.10-2017.12平均值

  接受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4.07%4.40%4.75%4.55%5.39%4.63%

  未接受就业援助的刑满释放人员3.31%2.55%2.08%2.16%2.31%2.48%

  7. 对比评估法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在以对比评估法对6类指标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总体来说,就业援助政策对刑满释放人员实现就业具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从总量上看,接受就业援助实现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明显多于未接受就业援助实现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从结构上看,在接受就业援助实现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之中,通过公益性安置实现就业的人数明显高于通过市场化实现就业和其他方式就业的人数。同时,通过其他方式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人数较少,对就业援助的依赖和敏感程度较低。

  第二,就业准备活动对刑满释放人员具有一定效用。以讲座、谈话为主要形式,具有长期效益的就业指导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吸引程度不高,但具有短期效益的岗位推荐和刑满释放人员专场招聘会受到刑满释放人员的欢迎。

  第三,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对于减少重复犯罪起到了作用。

  第四,以就业安置为最终手段的就业援助政策,对刑满释放人员提供的就业稳定性具有一定作用,但难以提供相对体面的月生活收入。

  第五,在鼓励刑满释放人员掌握职业技能方面,就业援助政策起到了较明显的促进作用。

  6.2.3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估过程及结果

  1. 刑满释放人员的满意度

  刑满释放人员是就业援助政策的直接受益群体,他们的满意度情况直接体现了就业援助政策的效果。刑满释放人员的有效样本246人,其中对河南省各类适用于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表示“非常满意”的有0人,占有效样本的0.00%;“满意”的有6人,占有效样本的2.44%;“一般”的有29人,占有效样本的11.79%;“不满意”的有166人,占有效样本的67.48%,“非常不满意”的有“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种回答分别进行计分,分别记为5,4,3,2,1,则刑满释放人员的满意席得分为1.9837,具体计算如表6.13。

  表6.13 刑满释放人员满意度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合计

  人数062916645246

  比例0.00%2.44%11.79%67.48%18.29%100.00%

  赋值54321100.00%

  得分0.00000.09760.35371.34960.18291.9837

  根据刑满释放人员满意度选项人数可看出,刑满释放人员对政策的满意度为“不满意”。在调查中,刑满释放人员对现行就业援助政策的主要不满之处在于:讲座和谈话没有实质内容,感觉基层工作人员在就业援助过程中对自己缺乏尊重,对政府介绍的工作机会岗位不满意,用人单位存在就业歧视。

  2. 用人单位的满意度

  吸纳刑满释放人员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的有效样本52人,其中对河南省各类适用于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表示“非常满意”的有8人,占有效样本的15.38%;“满意”的有19人,占有效样本的36.54%;“一般”的有16人,占有效样本的30.77%;“不满意”的有9人,占有效样本的17.31%,“非常不满意”的有0人,占有效样本的0.00%。采用李克特计分法,将“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种回答分别进行计分,分别记为5,4,3,2,1,则用人单位的满意席得分为3.5000,具体计算如表6.14。

  表6.14 用人单位满意度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合计

  人数819169052

  比例15.38%36.54%30.77%17.31%0.00%100.00%

  赋值54321

  得分0.76921.46150.92310.34620.00003.5000

  根据用人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选项人数可看出,吸纳刑满释放人员用人单位对政策的满意度向“满意”趋向集中。在实际调查过程中,用人单位大多对招用的刑满释放人员的工作态度表示肯定。招用刑满释放人员的低成本对用人单位也有很大吸引力。但是,对政策表示不关心或认为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完善细节的用人单位也占一定比例,需要引起进一步注意。

  3. 基层工作人员满意度

  基层工作人员的有效样本81人,其中对河南省各类适用于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表示“非常满意”的有8人,占有效样本的9.88%;“满意”的有11人,占有效样本的13.58%;“一般”的有28人,占有效样本的34.57%;“不满意”的有20人,占有效样本的24.69%,“非常不满意”的有14人,占有效样本的17.28%。采用李克特计分法,将“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种回答分别进行计分,分别记为5, 4, 3, 2, 1,则基层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得分为2.7407,具体计算如表6.15所示。

  表6.15 基层工作人员满意度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合计

  人数81128201481

  比例9.88%13.58%34.57%24.69%17.28%100.00%

  赋值54321

  得分0.49380.54321.03700.49380.17282.7407

  根据基层工作人员满意度选项人数可看出,基层工作人员对政策的满意度向“一般”集中。在调研过程中,基层工作人员主要的不满意的问题在于认为缺乏安置岗位资源,就业援助政策衍伸出的基层考核机制不合理,工作压力大,收入少。

  4. 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满意度

  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有效样本39人,其中对河南省各类适用于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表示“非常满意”的有12人,占有效样本的4. 88%;“满意”的有19人,占有效样本的7.72%;“一般”的有8人,占有效样本的3.25%;“不满意”的有0人,占有效样本的0.00%,“非常不满意”的有0人,占有效样本的0. 00%。采用李克特计分法,将“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种回答分别进行计分,分别记为5,4,3,2,1,则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得分为4.1026,具体计算如表6.16。

  表6.16 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满意度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合计

  人数121380039

  比例30.77%48.72%20.51%0.00%0.00%100.00%

  赋值54321

  得分1.53851.94870.61540.00000.00004.1026

  根据主管部门选项人数可看出,主管部门对政策的满意度向“满意”趋向集中。

  6.2.3.5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估结果

  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将四类主体的有效样本分值权重具体设置为:刑满释放人员的权重设置为35%。主管部门的权重设置为15%、区县、街道、社工、就业援助员基层工作人员设置为25%、用人单位的权重设置为25%。又由上述各类样本的分值,得到满意度得分为3.1106,具体计算方式如表6.17所示。

  表6.17 全体样本满意度得分

  样本满意度得分权重修正满意度得分

  刑满释放人员2.926835%1.0244

  用人单位3.500025%0.8750

  基层工作人员2.740725%0.6852

  主管部门4.102615%0.6154

  合计 3.1999

  根据得分区间的划分,(0-1]属于“非常不满意”,(1-2]属于“不满意”,(2-3]属于“一般”,(3-4]属于“满意”,(4-5]属于“非常满意”。

  因此,河南省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的满意度指标的总体评估结果为“满意”。

  第7章 结论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革,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促进及保障工作己成为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亟需政府、企业与普通民众都加以重视。本文主要研究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困境及就业援助问题,通过对S监狱刑满释放人员的调查,分析其就业的基本情况及就业意愿,分析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困境的影响因素,构建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体系,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提出改进的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对S监狱刑满释放人员的调查发现,刑满释放人员往往同时面临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窘困。物质方面他们就业受限、收入较低,经济地位低、工作无保障,生活窘困;精神上他们长期受到社会歧视,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人际资源匮乏,社会资本不足,回归社会就业面临着重重障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法律政策方面的限制,也有来自社会方面的原因所致,更因自身能力不足导致。

  2)本文从政策支持、社会支持、刑满释放人员自身三个方面构建了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体系。

  3)为了对河南省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体系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本文借鉴360度评估法,提炼了7项关键指标,即实现就业人数、就业准备参与率、就业稳定性、重复犯罪率、月生活收入区间、掌握职业技能和满意度指标。第1到第6项指标使用“实验对象-控制对象”对比评估法,第7项满意度指标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通过评估可以看出,河南省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上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产生了促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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